深夜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时间显示是2:14，一看，是在国内的父亲转发的社交媒体的新闻：“由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市中心的示威者暴力程度升级，州长刚刚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。”

扯淡呢，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，确认外面没动静后倒头就睡。这是5月30日的凌晨。那时，乔治·弗洛依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在全美各地刚刚兴起，也蔓延到了亚特兰大。

我因为疫情被困在家，忙于买菜、做饭，完全没关心新闻。等一觉醒来，仔细一翻，发现报道中提及的暴乱地点，有的在我所住的社区往南几条街，有的则在社区以北几公里，总之，近得我感觉示威者喊口渴了买杯奶茶，就可能走到我住的这一区了。

那天晚上9点，亚特兰大开始宵禁。

我按捺不住好奇，开始趁着白天出门。第一天去的是社区北面的公园，结果那天是周日，里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野餐的家庭，一派悠闲氛围；第二天，我决定走更远一点，去城区的主干道桃树街。

往街上走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亚当·弗格森，想起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认识的那些黑人老师和助教。

我在这个城市里认识的黑人，只有他们了。

1

亚当是我在编程班上第一个熟悉起来的助教，土生土长的美国南方人，爱笑爱闹，还是一个“偏保守立场的温和派”。

学编程的那半年，就只一次，他跟我提过现在吵翻天的这些社会议题。

“我的很多白人朋友都会说，他们没有相关经历，但是相信警员的专业能力——警察是受过专门培训的，比我们更知道在哪些时刻应该盘查、哪些时候应该开枪。”他当时平静地说，“但是，现状是这样的：任何一个非裔美国人，不管他贫困还是富有，受教育程度如何，背景何其不同，都得面对一个现实：因为自己的长相和肤色，他们就是更容易被警察误杀，更容易被逮捕。这样的现状，真的没有可改善之处了吗？最起码，它是不公平的吧。”

当时我太缺乏对美国社会的理解了，并不懂他在说什么。比起这话里的内容，他的审慎与委婉，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。在校园里遇到的白人学生，聊起社会问题，很少有这么不激动的。

何况，他还比那些象牙塔中的博士生年轻许多。

现在想起来，我真正认识亚当，大概是他向我推荐动画片《名侦探柯南》的那一刻。

虽然这说来有点好笑。这个美国助教认真地告诉我：“要想学好英文，就得多看英文的连续剧——我给你推荐《名侦探柯南》，特别好看！”

“柯南？工藤新一那个柯南？”

“你知道工藤新一？！”

一瞬间恨不得有种“老乡见老乡”的亲切感。眼前的这个美国小伙子，其实是看着卡通频道里经英语译制的日本动画片长大的。虽然本科毕业已3年，他还时不时穿一件“忍者神龟”“火隐忍者”之类动漫主题的T恤，认真地指着上面某个人物告诉学生：这就是我。

“怎么会喜欢看日本动画片呢？”我问他。

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在网页图片搜索框里打下一部美国卡通的名字，指着弹出来的图片说：“你看看这，美国动画片，都是啥玩意儿？” 两只挺胸凸肚的老虎在屏幕上欢快蹦跶着，亚当已经激动得不行：“你想想《名侦探柯南》，那是什么情节？还有我喜欢的另一部卡通，讲了一个城市，被厚厚的城墙保护着，主人公从小就立志要消灭城墙外的敌人，谁知道长大了才发现，自己的爸爸就是墙外来的人，比起墙外的人，也许城墙才是不公正的——美国动画片跟这怎么比？我虽然是美国人，可我也不傻啊。”

我听得瞠目结舌。

到继续教育学院学编程的时候，我在亚特兰大已经生活了两年多，收获了一堆佐治亚理工学院给学生家属提供的简易英语课程的证书，还在盲人摸象似的探索着这个城市。

亚特兰大有600多万人口，以美国的标准来算，是一个大都会了。虽然地铁线只有两条，但本地的哈兹菲尔德-杰克逊国际机场是全球旅客转乘量最大的机场。本地历史博物馆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物长廊上，开天辟地后第七件文物就是一个产于1900年——也就是光绪26年——的可口可乐的玻璃瓶，因为它建城也就是1837年的事情。

但我从来没听人把“历史短”当作过这个城市的特征。

看起来，学编程是一个了解本地的好机会：这里28个学生，大都是本地人；1个讲师、4个助教、其中八成是非裔——我步入了一个与象牙塔里的美国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2

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“傻老外”。

首先是语言。脱离了象牙塔的“播音腔”环境，人们发音慵懒，语速又飞快。

我以为我在“亚特兰大”，但其实大家都管这地儿叫“唉打拦打”；我以为打招呼该说“How are you”，结果同学们在我周围飘来飘去，一会说“我擦”，一会说“擦泼”，听得我云里雾里。有一天，我们的讲师斯坦利从我眼前掠过，口吐一长串音节，我截住要求详细解释，他只能无奈地笑着切换回播音腔：“您——最——近——过——得——好——吗——？”

斯坦利看着我像树懒一样慢半拍地对他的话做回应，觉得很有意思。亚当自从发现了我也看动漫，时不时就用日语来个招呼。有时候我不大觉得他是个美国人，比如，给他说一个笑话：日本人最粗鲁的道谢方式就是说“Thank you”， 他会笑得停不下来，完全能get到笑点在哪儿。

我们在教室里上课。斯坦利在讲台上讲解，我在最后一排跟亚当聊天。

乍一看，亚特兰大的城市脉络分明。登上城东相对高度251米的石山，会看到这个城市的3片高楼群——下城有一片，中城有一线，中城以北、富豪云集的巴克海德区则有另一片，余下的地方，尽被丛林覆盖，一片翠色。

亚特兰大老百姓的居民区，就在这些绿荫之下。

我所在的中城，现在虽然算市中心，在100多年以前，还是一片原始丛林。20世纪初，这个城市的富豪兴起了去城外住大房子的风潮，因而陆续迁来这片区域。原籍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主把这片社区划成小网格，陆续卖地赚钱，从南到北横向划分成了十条街，以数字命名。

这些网格牵连起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词：《飘》作者玛格丽特·米切尔的故居在第九街，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办公楼在第十街，电影《乱世佳人》全球首映时剧组下榻的酒店在第三街对面，而第一条街旁边坐落着可口可乐公司的总部。

事实上，第一条街并不叫“第一街”，而叫“北方大道”。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，似乎城里人都心知肚明：这条路是中城与下城的分界线，也是亚特兰大黑人与白人活动的分界线。

黑人生活在北方大道以南，白人则居住在北方大道以北。

编程班的教学设定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国际会议中心，坐落在第五街上。

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这个继续教育学院的班上，黑人同学的占比，比校园里的别处高了很多，而他们多数人都得焦虑生计。

这让我觉得新奇不已——从前，我跟同学坐她白人中产阶级婆婆开的车，说起新赚到一笔稿费，婆婆悠悠地叹一口气：“现在都开始谈钱了呢。”我报名了编程班，同学那不识中文的白人老公也几欲落泪：“你是个有着非凡才能的写作者，你应该去追逐自己的理想！这样就去学了编程，太遗憾了，太遗憾了，程序员怎么比得上写稿子的人呢？”

而这里，大家谈起钱来，自然得就好像不知道世上还有那种氛围一样。

黑人同学阿什莉有天给我看她手机里的一个短视频App，页面上全是中文——她在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一条新闻里读到说，有些主播靠着在这上面发小视频，一个月能赚10万美元，于是跃跃欲试，让我帮她辨认里面每个按钮的中文意思。

本职工作是CNN工程师的斯坦利总爱说：“编程赚钱啊！现在市面上的工作比能干活儿的程序员还多。只要你练好了编程的本事，就能过得那么爽，根本没人在乎你的学历，什么都会有的！”

而亚当，一边当着助教，一边跟朋友合伙研发着一个“能把脸书和推特结合起来的项目”，一边还跟我打听：在中国认识做小商品的商人吗？听说中国商品又便宜又好，有门路进货来亚特兰大卖吗？

我不禁感叹：这哪是美国人啊，这都是浙江人吧？

我曾大剌剌地问亚当：“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 还以为美国人聊梦想就跟吃饭一样理所当然。而亚当吃惊地反问我：“你指哪种？日常生活的那种还是‘世界和平’的那种？”

哦，原来美国人也知道日常与理想之间会有差距。我犹豫了一下——“那就对生活的理想？”

“财务自由。”

两年多没听到这么接地气的回答了，我简直要晕过去。

“你觉得‘财务自由’应该是很难的事情吗？”他笑了，认真地说：“我并不是要挣花不完的钱去买奢侈品，我是希望，自己的生活不要总挣扎在筹够房租钱、挣到温饱这条线上；我不想总在为钱焦虑，我希望能真正花力气去生活，去追求理想、改善社会。在一个公平的社会，对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来说，要拥有这种‘自由’，不算太过分吧？”

那时候我也不懂：这样的梦想，放在劝我别学编程的白人博士身上，不就是每个中产阶级生来都拥有的、平平无奇的生活方式吗？

我渐渐发现，自己好像在穿越一堵墙，一堵长时间在身边、而我作为外国人却极难意识到的厚墙。

3

有些差异是细微的。几乎每一次，白人听说我不会游泳，就像听到了“我不会走路”一样诧异；而在黑人这里，不会游泳，怎么了？好多人都不会啊，平时谁老聊游泳呢。

此前，说到“美国人”，好像都是敢想敢说的人，动不动就要改变世界；虽然勤奋的黑人不知为啥都乐天知命地做着食堂大妈、网约车司机。但在编程班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执着于奔向中产生活，屡败屡战地找寻着工作机会，一边学习编程，一边还努力拗出中上层的社交礼仪，对彼此一次次地说：“哦，真美啊，甜心，这做得真是太惊艳绝伦/奇异绝妙/引人入胜了……”

只是白人更娴熟。

亚当不得不再次面对我直愣愣的问题：“你们感受得到这完全是在瞎夸吗？听着不慌吗？”

他笑了，谨慎地环视左右，然后压低了声音告诉我：“是。但是我们还是得学啊。”

我以前还一直以为，美国人都已经习惯了对更有权势的那头猛烈抨击。政治自然是糟糕透顶；超市里花花绿绿的商品便宜得不像话，也是消费主义的陷阱；连锁快餐店里窗明几净色调温暖，是虚假、没有灵魂的千篇一律；家里的长辈要是出面干涉人生选择，比如让亲戚劝他选一门更能赚钱的专业，更是岂有此理、冷酷无情。

可是亚当会说：“我爹就是揍我，我也会原谅他。”

他不喜欢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，但也好像不觉得有必要批评得多激烈。提到这些人“不接地气”，不大可能真正帮助改善到底层人的生活，他也就是摇摇头。

入行已经20年的老师斯坦利，则永远满脸笑容，充满希望，休想从他嘴里听到一个不开心的词语。“怒气只会体现人的虚弱无能”，他告诉我，他可以一个人回家去沮丧，但绝不能影响别人。

初时，我以为这是每个人的性格差异，渐渐又觉得，也许更是非裔所面对的情势使然。

时间长了，也许是被我各种分外不客气的“傻老外之问”给冲击的，亚当渐渐愿意跟我多聊一点点别处听不到的话。比较难忘的是，以前遇到的美国人，谈论治安好不好，都是看当地犯罪率；可对亚当来说，亚特兰大是个特别安全的城市，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黑人。